中国僧服的分类

丑妞1979

佛教僧人的生活，是依著「四依法」的原则，所谓四依法是：（一）常乞食；（二）穿粪扫衣；（三）住树下；（四）陈弃药。因此，出家人依行乞过日子，身穿粪扫衣，坐卧树荫下，只用陈弃药。如果佛教徒要捐赠给僧团和比丘个人，仍可以收下使用，依佛陀的看法，居士们相信施舍或捐赠，可让自己得到福报，为了不让对方失望，也不必拒不接受。
　　但是佛教传到中国，首先是它剃发染衣、割爱辞亲的作风，与中国固有的伦常及孝顺的美德冲突，再来便是劳动生产的问题。印土戒律里规定比丘要以乞食为生，不得垦土掘地，以免杀死地下的生物，所以比丘不能自行耕种，连挖地、种树、种菜也被禁止。而中国古来社会重视劳动生产，很难接受一个群体可以与尘世脱离，可以不尽军事义务、不受王权监管，于是便讥嫌不从事生产的比丘是「乞丐」、「流浪汉」、「寄生虫」。这样的讥嫌使比丘无法获得生存空间，既没有生存空间，弘法度生还谈得上吗？
　　在衣服方面，戒律规定每位比丘最多只能拥有三衣，那是在印度气候下的衣著，到了中国，三衣怎够抵御寒风？而且偏袒右肩露出臂膀，根本不被礼仪之邦的中国所接受，在当时的汉朝，袒露出左或右的胳臂，还是一种有罪的刑罚。如此，在中国寒冷的气候及大社会文化使然下，僧人衣著转变是必然的趋势，也是僧人立足社会弘法的开端！
　　关于住的方面，佛教传入中国时，中国已有了高度的建筑艺术，当初接待第一批到达中国的僧人──摄摩腾、竺法兰的地方，就是后来号称中国第一座佛寺的白马寺前身──鸿胪寺，所以从一开始，中国的僧人就已住进寺院。又因气候的关系，住在树下亦是不符合现实需要的。
　　中国僧人为了适应中国的风土民情，以佛制的「随方毗尼」作为教导原则，调整僧伽的生活方式。于是中国的僧人不向人乞食而自行耕作，自给自足。从马祖道一禅师以下，开创出农禅的丛林制度，一千多年来，影响著整个东亚地区僧人的生活。
　　 剃除须发的出家仪式，自佛世至今二千多年来都没有改变，但是在僧服却依佛教传布地区气候的不同，而有很大的变化。尤其中国幅员广阔，南热北寒，佛教流传时间最久，以致中国僧侣的服装在时代中变迁很大，与印度原始佛教僧侣的服制比较起来，不论在形式、颜色及功能等各方面都相差很远。
　  佛陀反对苦行，也反对奢侈，所以规定僧人只能拥有三衣──安陀会、郁多罗僧和僧伽黎。安陀会是五条布缝成的中宿衣（下衣），郁多罗僧是七条布缝成的入众衣（上衣），僧伽黎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（注一）。三衣之外加上僧只支（覆肩衣）和涅盘僧（裙子）则成五衣。
　　以「点净」或「染净」破坏衣色
　　这些衣服除在缝制、数量上有所规定外，在颜色上也规定要先「坏色」，不许用上色（注二）或纯色，如黄、赤、青、黑、白五大色就不许著用。佛陀教导比丘们从树根、树皮、树汁和花提炼染料，破坏衣色的整齐，免除对衣服的贪著。
　　平常我们所说的「袈裟」就是「染色」、「不正色」的意思，在佛世时只有指出那些颜色是不适当的，到佛灭后，由于各部派所持的律有所不同，对如何是「坏色」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大抵分为二种──「点净」或「染净」，「点净」是在新衣上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，「染净」则是将新衣染成坏色，不论是「点净」或「染净」，法定有三种坏色──青（青而黑的色）、黑、木兰色（赤而黑的色）（注三）。
　　中国的僧服分为法服、常服二类
　　紫袈裟、朱红袈裟为尊贵衣
　　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有部僧侣到中国弘法的人最多，汉末牟融的《理惑论》中说：「今沙门被赤布，日一食，闭六情，自毕于世。」可见当时的僧服是赤色的。唐武后时，沙门法朗等九人翻译大云经，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服紫的规定，赐给他们紫袈裟（见《唐书》）。从那时起至宋代僧人以受赐紫衣为荣，一时之间，穿著紫色、绯色衣蔚为风尚，完全不按戒律的约束。
　　袈裟的颜色随意选用，特别是随著常服的颜色而任意改变。如常服有缁、黄、褐等色，袈裟也有著许多颜色。在《酉阳杂俎续集》中就曾形容僧人的法衣形状如稻，颜色如莲；又说如赤麻白豆，若青若黑。虽然中国僧衣的颜色如此多样，一般还是以朱红袈裟为最尊贵。但是古代所谓「赤衣」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颜色，并不是纯赤色。
　　僧服颜色混乱的情况，一直到了明代洪武初年制定僧侣的服色才得以统一。那时规定的服色是──禅僧（注四）茶褐色常服、青色腰带、玉色袈裟；讲僧玉色常服、绿色腰带、浅红色袈裟；教僧黑色常服、黑色腰带、浅红袈裟。而现在僧侣的常服大多是褐、黄、黑、灰四色。
　　「缁衣」成为僧人的专称
　　僧侣的常服在最初时是与俗人相同的，只是在颜色上有所分别，如缁衣之类，它究竟是什么形式，什么颜色呢？
　　缁色是黑色中带点红色，如果黑色再多一些，就会近于黑色了，这种缁色可能与有部的赤衣（黄赤色）有关。东晋和石赵时，僧人便有「缁衣」或「缁流」的称号，如刘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（见《通鉴》）。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（见《高僧传·僧慧传》），可见「缁衣」久已成为僧人的专称了。一直到清代，僧人也仍著缁衣。
　　「缁衣」和「白衣」是僧俗的对称，如果说到在家与出家，通常会提到「缁素」、「缁白」这些名词，为何在家人会被称为「白衣」呢？那是因为当时一般人多穿白衣的缘故。原本在汉朝时，平民多穿青绿色衣（注五），到了三国时，由于天下历年荒乱，人民更加困苦，所以穿白衣成为习尚。正在这时期僧侣增多，衣服尚缁，才造成「缁素」的说法（注六）。直到唐代，一般百姓仍穿著白衣。
　　僧人以方袍为常服
　　僧侣常服的式样在最初与俗服相同，直到东魏法上法师时僧服的样式才有规定（注七）。经过隋末的丧乱，僧侣的服装又与俗服混同起来（注八）。唐朝义净法师在《南海寄归传》中提到唐时僧尼著用禅袍、襦、衫、□裤（有裆的短裤）等类衣服（注九），还有特制的如偏衫（注十）和方裙二种衣物。
　　其实那些亵衣、襦、衫等未必有所规定，仍是随著时代与俗人的衣服一样。汉魏的俗服是常常变更的，有时广领而大带，或作垂胡袖，或长裙曳地，或短衣蔽脚。僧人的外衣为与俗服有区别，所以才有「方袍」（另一名称为「海青」）的出现。「袍」是长衣（长至足上，有表有里）的统称，一般人都穿著长袍，僧俗袍衣的差别是在裙与袖作法不同，「方」是对「曲」而言的，汉朝时的江充就曾穿著曲裙单衣去见汉帝（注十一），可见俗服是曲裙而僧服是方裙的。而且方袍的衣袖也是采取方的，不像俗服的袖管作窄而圆的垂胡式，这应当是「方袍」
名称的由来。
　　　僧衣的另一名称是「衲衣」。衲是补缀的意思，因为袈裟是由多数碎布补缀而成，所以译作衲衣。在《长阿含经》中曾提到迦叶尊者著衲衣去见佛陀。《大智度论》中也有说五比丘曾问佛陀：「当穿著何种衣？」佛告诉他们：「应披衲衣。」这都是指袈裟而言，但是后来僧侣的常服，也常是破旧经过补缀的，衲衣于是成为僧服的通称。由于穿著衲衣的缘故，所以比丘也常自称老衲、衲僧、衲子，僧众就称为衲众。
　　结语
　　中国佛教与印度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，基本上有很大的差距，佛制三衣是为让比丘遮身和御寒之用，所以三衣不可一刻或离，例如若不穿安陀会就会成为裸形外道。但是在中国，三衣只有课诵、佛事、法会时才会穿著，与原制相差甚远。直到现在，中国的僧服仍是分为常服、法服二类，只是连方袍也成为佛事法会时的服装，而平常所见的就是短褂、罗汉褂、长衫等衣服了。
　　中国僧服的演变，使我们看到僧人受到各种社会风尚的影响，而不断改变僧服的颜色与样式，或许有人会以为僧人如此就是同于流俗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正因为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改革，不但使僧人生活的基本所需得到安顿，更创造了属于中国的穿衣风格，才使僧人于中国继续生存下来，而不受限于印度的原制，这种渐次转变的过程，或许可以做为中国佛教迎向时代的一面借镜。